对辛亥革命怎样总体历史把握——兼与袁伟时教授商榷

    今年第二期《炎黄春秋》杂志刊出了袁伟时教授的文章《辛亥革命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陷阱》，读后颇有感触。本人虽对袁教授冲破多年来辛亥革命研究中思想禁锢的勇气极为赞赏，但对其在辛亥革命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上的看法却不敢苟同。我以为，历史学家的优势在于比别人更能详尽地占有研究领域的历史资料，理性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但也有对历史缺乏总体把握、以致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或盲人摸象的时侯。《陷阱》一文中几个重要观点的片面性，我认为正是缺乏对辛亥革命总体历史把握造成的。

                                        一：对北洋政府的历史评价问题

    袁教授认为，北洋政府及其施政之所以成为上世纪初“国民革命”的“巨型”对象，是国民党要为自己的“护法”、“北伐”寻找根据而“制造”出来的。实质上，人们长期以来对北洋时代和北洋政府的诟病，已被妖魔化：“把北洋政府说成是卖国政府，是地道的党派语言。北洋政府在外交上卓有建树，是中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收回利权的开端。”袁伟时教授认为，无论在山东问题上，还是在西原借款等问题上，北洋政府尽管有过失，但绝不是卖国，而是尽力争取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同时，“北洋派大体遵守了三权分立体制。1924年以前，中央政府的产生和更替，大体上遵循了法定程序。有些总统如徐世昌，内政、外交都卓有建树。”因此，北洋时期“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20世纪言论自由最好的年代。这是中国现代学术奠基时代。这是市场经济发威、经济持续发展的年代。”

    既然是这样一个好的年代，既然是这样一个爱国、民主的政府，为什么仅昙花一现存在了十六年就被历史淘汰了呢？难道就是因为国民党将其妖魔化而误导全国人民将其当做革命对象而被打倒的吗？难道北洋政府的垮台没有自身的历史原因和历史逻辑吗？

    我以为，怎样对北洋时期和北洋政府进行总体历史评价，必须找到它在辛亥革命这个历史大背景中的历史坐标和政治性质，才有可能做到。那么，辛亥革命的历史大背景是什么呢？其中一个最大的悖论，就是辛亥革命所要建立的西方现代共和民主政体，其必备的基本历史条件在中国一样没有，或一样也不成熟。比如，军队的统一、国家化和对宪法的绝对忠诚，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存在吗？根本不存在。普选制的必备前提——选民的选举对于竞选执政地位的各方党派和政治集团具有强大的约束能力——存在吗？根本不存在，而且至今在中国大陆不存在。各方竞争执政地位的党派、政治集团忠于宪法忠于选民——在当时的中国存在吗？更加如同梦呓和天方夜谭。那么，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现实是什么呢？是兵归将有、军队私有性质极为普遍的年代，是各省、各地新旧军阀力量正在重新分化、生成、组合、崛起的年代，是中国历代新旧王朝过渡时期那种政治分裂、群雄并起、各方割据、军阀混战局面的“返祖”和回归的年代，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年代，同时，也是世界列强在中国加紧瓜分势力范围、中国遭遇空前民族危机的年代。

    那么，在这样一个悖论之中，北洋政府的具体位置和政治性质是什么呢？第一，北洋政府是由当时中国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北洋集团支撑的，但北洋军队的性质是私有的，它既不忠于国家，也不忠于宪法，而是忠于统帅它的将领。也就是说，北洋军事集团具有军阀性质。在中国历代军阀中，不乏以武力夺取全国政权、实现政治统一的雄才大略者，但凡是军阀，包括想当皇帝者，更多的是拉枪杆、夺地盘、争势力，今天拉你打他，明天拉他打你的“草头王”。因此，北洋军队的军阀性质注定了北洋政府的政治性质和历史命运。第二，就军阀争权力、争地盘、争势力、争财源的本质而言，北洋政府不可能是一个相容性和包容性很强的政府，它不可能包容像孙中山革命党这样的政治集团加盟政府。因此，尽管北洋政府的历届首脑在个人品德或政绩上或有可圈可点之处，但他们由军阀本质所决定的政治狭隘性遮蔽了他们的政治视野，因而虽然在表面上维系着共和政体的形式，但北洋政府在本质上却是军事专制甚至个人独裁。同时，狭隘的政治视野又令他们与现代政党政治无缘，从而导致北洋集团在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中最终被淘汰出局。第三，北洋军事集团虽然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它的能量却无法击败或消灭各地各省地方军阀的割据和南方革命党人的反抗，尤其它内部的分裂和武装冲突更使它无法实现武力统一中国，而所谓各省自治实质上是地方军阀割据，基本垄断了当地所有的财源和税源，因而，北洋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实质上被架空，根本无力实施全国行政和全国财政，而北洋政府的历届首脑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以改变这种局面，在客观上除了走个人专断甚至个人独裁的途径之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也就是说，他们是通过践踏共和精神和宪法原则来实现个人专断或个人独裁的。因此，说北洋时期北洋派大体遵守了三权分立体制，委实是无稽之谈。第四，由于北洋军阀内部各派政治势力和武装力量的分裂、冲突和权力之争，以及北洋各派和其他地方军阀及革命党人之间政治对抗、武装冲突和权力之争，北洋政府自袁世凯去世后便成了各方军阀势力和政治力量争夺中央政权的平台。其中谁胜谁负，谁强谁弱，均以各自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由于各方政治军事力量之间的分裂、冲突、联合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频繁，被各方军事政治势力控制、操纵的政府首脑像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致使政府到了无法正常行政的地步。请看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政府首脑的变动情况：1922年6月2日至6月11日，周自齐任国务院总理摄行大总统职，其实他只当了两个月的总理和代行了十天大总统职；1922年6月11日至1923年6月13年，黎元洪复任总统职刚一年，就被直系军阀驱走；1923年6月14日至同年10月10日，高凌霨当了四个月代理国务总理并摄行大总统职，作为曹锟贿选总统的铺垫与过渡；1923年10月10日到1924年11月2日，贿选总统曹锟只当了十三个月，就被冯玉祥赶下了台，之后黄郛当了二十一天国务院总理摄行大总统职，由奉系军阀扶持段祺瑞出山任临时执政……可见，任何政府处于这种“国已不国，府已不府”的儿戏、崩溃状态，还能够正常行政吗？还能够维系下去吗？第五，当然，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功不可没，尤其在收复外蒙古上功绩卓著。可以说，中华数千年历史中的历届政府中真正想卖国的政府和统治者极为罕见，皇帝再坏，政府再无能，但保土卫国都和统治者的根本利益相一致。但当面临敌国环伺、彼强我弱的危境时，统治者往往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抗战自保理应是惟一出路，这一点他们并非不清楚，另一方面当抗战取胜的把握不大或抗战遭遇挫折失败时，他们为了自已的私利，就会以向敌国妥协甚至投降来换取自身的苟活。所谓“弱国无外交”，所谓丧权辱国，所谓汉奸卖国，大抵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在外交问题上，北洋政府也有这种两面性，既有维护国家主权、力争领土完整而不懈努力的一面，也有为了统治者政治私利而向列强妥协退让甚至勾结的一面。其实，北洋军阀各派势力都和各国列强在华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因此，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利益受挫，说北洋政府卖国所致，这不客观，但皖系亲日，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在处理中日关系上图统治者一已私利而置国家民族利益而不顾的情况是有的。

    总之，北洋政府由军阀性质的北洋军事集团所支撑这一基本历史事实，注定它必然被历史淘汰出局的命运。因为无论从解除迫在眉睫、碰上鼻尖的民族危机来说，还是从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历史必然来说，实现政治统一，完成军队的统一和国家化，都是历史的必由之路，而这两个问题，北洋政府都无力解决。

                                               二：关于孙中山的权力观

    袁伟时教授对孙中山的批评有如下要点：一，发动三次战争；二，在党内宣传领袖独裁；三，对现代政党缺乏认识；四，对分权制约的现代政治不理解。因这些批评要点汲及对孙中山的总体历史评价，我觉得有必要对这些批评要点作进一步澄清。

    首先，孙中山作为中国现代民主革命的先驱和旗帜，他的权力观的确是有问题的。关键是对这些问题如何进行总体历史把握，使批评变得客观、公正。其实，从袁教授关于孙中山的四个批评要点中，便可以窥见孙中山权力观的全貌。且看：发动三次战争——说明孙中山始终不相信袁世凯的北洋政府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宪政民主。他认为只有用暴力推翻践踏宪政民主原则的北洋政府，由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重建共和，才是完成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在党内宣传领袖独裁——“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应该盲从我！”就是说，孙中山当仁不让地把自己当成中国民主革命的惟一的总设计师，离开他的总设计，则革命成功便无从谈起；对现代政党缺乏认识——想把国民党建成一个由领袖高度集权、以暴力夺取政权为目标的雅各宾式的革命党；对分权制约的现代政治不理解——孙中山年轻是就崇尚集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选于一身的政府，认为中国人如一盘散沙，西方分权制民主不合国情，并最终在其政治实践中创建了臭名昭著的“党国体制”等等。

    毫无疑问，孙中山的权力观中残留着相当明显的中国专制传统基因，甚至具有比较强烈的个人独裁欲望。问题是，孙中山权力观的缺陷仅仅是因为其“思维和学识的弱点”所导致的吗？或者仅仅是因为他对现代政党理念和现代分权政体不了解吗？我倒以为，身体力行近四十年西方民主革命的孙中山在其一生的学习、思考、奋斗历程中对西方分权宪政理论的研读、理解不可谓不精深，不可谓不透彻，而其权力观中的这些缺陷恰恰是在探寻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度里践行西方宪政民主而产生的副产品，恰恰是孙中山比革命阵营中的其他领袖更深刻地洞察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曲折性的证明，这一点，从他在《建国方略》一书中反复阐述“知难行易”理论中就可看出。因而孙中山权力观中的缺陷具有二律背反的矛盾性质，一方面它传承了中国专制的传统恶习，另一方面却指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具体路径。

    比如，面对辛亥革命后新旧军阀重新分化、生成、组合、崛起这片历史沼泽，中国民主革命根本不可能凌空逾越，只有一步一步趟过去。因为军队的统一化、国家化和忠于宪法，是现代宪政民主的必备前提。如何趟过去？除了武力统一的老路外，别无他途。孙中山苦思多年的建党模式恰恰是在现实中碰壁多次形成的。这就是，第一：必须用武力推翻军阀统治，重建革命政权；第二，在这个军事行动中，必须有一个革命理论和革命纲领的“总设计”，并必须有一个高度集中的领导核心来策划、制定、组织、实施这个总设计，如果这个核心是一个政党的话，必须形成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领袖集团，必须令出一门，而不能令出多门；第三，既然是打仗，是军事行动，就必须步调一致，必须令行禁止，雷厉风行，而这些都是由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保证的，而军事行动和政治行动的步调一致及组织性、纪律性，首先是由作为领导核心的政党严密的党纪和组织性保证的。孙中山之所以认为中国民主革命非自己领导不可，是因为他认为革命党的领导人中还没有人能像他这样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而孙中山关于中国民主革命“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的理论设计和实践步骤，如果不是历史“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它的确能指导中国民主革命歪歪扭扭地趟过沼泽，抵达彼岸。台湾不是这种革命模式的一个缩影吗？

                                       三：关于革命派的错误问题

    袁伟时教授认为，辛亥革命创建了共和政体，实现了言论自由，革命派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然而，他们也是摧毁这两个成果的主要责任人。根据何在？其一，《临时约法》是民国初年政治混乱的根源。理由一：动机不当，指孙中山等同盟会人为制约袁世凯专权而将临时约法中原先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理由二，制宪机构缺乏公信力，指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参议院的组建不合民选原则，尤其在制宪时不让北洋派参加；理由三：这个宪法文件不是由已经宣誓就职的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签署公布，而由已经辞职的孙文签署公布。同时，《临时约法》从法律层面来看有诸多违法宪法知识之处，如内阁制残缺，总统、总理职权分际不明等等。其二，毁灭三权分立体制、侵犯言论自由、侵犯财产权、扑灭公民社会都是从1923年的广州开始的。

     第一，《临时约法》从程序到内容，固然有严重的缺陷，尤其为制约袁世凯而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实为革命派的一大失误，但说一纸《临时约法》是“十多年纷争的根源”，委实荒唐之极。上文说过，辛亥革命所要建立的西方现代共和民主政体，其必备的基本历史条件在中国一样没有。比如，统一的、忠于国家和宪法的军队，选民对各竞争执政地位的党派的约束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一纸宪法根本左右不了历史，也根本左右不了权力之争，反而常常沦为党派斗争的道具或成为没有任何约束力的一纸空文。试想，凭着军事实力当选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岂能受一纸宪法束缚？如果同盟会遵守游戏规则，不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让袁世凯名正言顺地当实权总统，他就不会突破宪法和共和政制的底线，演出“称帝”闹剧？非也！其实，同盟会在《临时约法》上做的那个小手脚袁世凯根本就不放在眼里。袁氏当选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由唐绍仪组建的内阁，基本上是袁世凯的班底，那又怎样？大总统践踏起《临时约法》来如履平地，内阁对总统的约束力几近于无，唐绍仪的内阁总理连三个月都混不下去，只好挂印开溜。但是，当袁世凯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当选正式大总统时，发现国会制宪委员会弄出来的《天坛宪法》草案对他权力的约束远远大于《临时约法》时，他又提出“增修”旧约法来维护、扩张自己的权力，为此，他还找到了一条十足的理由，即他是在“旧约法还有效期间选出的大总统”，所以仍然使用“增修”的旧约法作为向新宪法的过渡，直到弄出个袁世凯满意的《中华民国约法》，他才罢休。我们来看看这个约法中关于大总统选举法两项最关键的条款是怎样界定大总统的权力的：“第二条，大总统任期十年，得连任。”任期十年，还可连任，连连任的届数都没有限定，就是说可以当终身总统了；第三条：每届行大总统选举时，大总统代表民意，依第一条所定，敬谨推荐有被选举大总统资格者三人。前项被推荐者之姓名，由大总统先期敬谨亲书于嘉禾金筒，钤盖国玺，密储金匮于大总统府，特设尊藏金匮石室尊藏之。前项金匮之管钥，大总统掌之。石室之管钥，大总统及参政院院长、国务卿分掌之，非奉大总统之命令，不得开启。”唐德刚评价道：“根据这个选举法，袁世凯不特享有终身职务，死后传妻传子，悉听尊便。也算顺理成章。”可见，《临时约法》已经成为袁氏篡权随意拿捏的道具。我真的不明白，北洋政府的历届首脑干了那么多践踏宪法原则侮辱共和精神的丑事、坏事，袁教授为什么不把账算在他们头上，而偏要让一纸《临时约法》承担主要责任呢？难道后来北洋集团内部为争权夺利而发生的分裂和武装冲突，直、皖、奉系军阀之间打得一塌糊涂的责任也要革命派和《临时约法》承担主要责任吗？难道北洋时期因军阀们夺权、混战而导致的辛亥革命成果的丧失不是由军阀政治的本性及其演化的内在历史逻辑所决定，而是由《临时约法》中几项不当条款引发的吗？

    袁教授说：“……基于《临时约法》选举产生的第一届国会，大部分议员迅速腐化。这是理解民初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前提。为什么段祺瑞要和梁启超联手，废除原来的国会，重新召开参议院，再造一个新国会？一群贪腐议员连参战案都要一再阻拦。1923年曹锟贿选，就是这些贪腐议员登峰造极的表演。联省自治运动，无非冀图摆脱贪腐和分裂，缔造一个新的中央政府构架。”这段话令人如在云里雾里。袁教授究竟想表达什么呢？如果说第一届国会议员的贪腐，原因全在于这届国会是根据《临时约法》选出来的，那么《临时约法》中究竟有哪些条款纵容议员贪腐，或给议员贪腐钻了空子？如果议员的贪腐是议员本身素质问题，而《约法》又缺少制约其贪腐的条文，那么当政的北洋政府首脑完全可以增添这些条款呀？因为《临时约法》毕竟是临时的嘛，之所以冠名“临时”，不就是让后人根据情况发展随时修订吗？其实，民国第一届国会是根据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颁布的由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于1913年4月成立的，为了组织国会，当时还成立了“筹备国会事务局”，承办具体事宜。也就是说，作为国会产生法律依据的这三个法律文件和一个筹备机构都是在袁氏当政时产生的，完全可以在防范议员贪腐上未雨绸谬，做足文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袁世凯在利用第一届国会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后，便将它一脚踢开，弃如敝履。请看，1913年10月6日国会两院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就以叛乱罪下令解散国民党，驱逐占近一半的国民党籍议员，导致国会由于人数不足无法运作而休会，袁世凯则另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取代国会，炮制让他当上终身总统的《中华民国约法》。1914年1月，袁世凯正式解散国会，2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议会，5月，袁世凯成立参政院，行使立法职能。如此，我以为，至少理解诸如袁世凯称帝这样民初的重大历史事件，恐怕不能以“第一届国会议员迅速腐化”为由头吧？

     至于段祺瑞和梁启超联手再造一个新国会的主要原因是不是老国会议员们的腐化，新国会是不是一个十分清廉的国会，近代史学家张鸣则另有说法，不妨引用一段：“尽管段祺瑞是武人，但也深知，在政治舞台上演戏，有武戏也要有文戏，武人唱武戏，文人唱文戏，文戏就是选举新国会。张勋复辟，经黎元洪之手解散了第一届国会，罪名虽然由张勋和黎元洪两人来担，但最大的得益者，却是段祺瑞。没有了国会的掣肘，背后有武力靠山而且掌握了内阁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挡住他意志的施行，这就是为什么代理黎元洪做总统的冯国璋并非像黎元洪那样无权无勇，却根本不是段祺瑞的对手，只能乖乖地做俘虏的缘故。解决张勋之后，段祺瑞跟梁启超、汤化龙的研究系合作，组成了临时参议会作为临时代议机构，但是，根本的解决，是选出一个听话的国会。……组织新国会，在段祺瑞和徐树铮来看，就是要搞一个自己能控制的立法机构，一改以往国会跟政府作对的局面，用徐树铮的话来说就是：‘自民元以来，政府为国会操纵，闹得天翻地覆，曷若自个组织，简直和编练军队一样，我有子弟兵，则操纵在我。’但是，选举得要钱，一方面选举本身需要经费，一方面想要操纵选举，收买选票，也得出钱。显然，就民国第二届国会选举而言，用于后者的钱应该占大头。这个钱，大部分也来自西原借款。……当时就有消息说，西原借款中2000万的济顺、高徐铁路借款，有1700余万被用在了国会以及后来的总统选举上。段祺瑞的另一个核心幕僚曾云沛也说，安福俱乐部成员的每月津贴，每人300元……正因为有了大笔资金投入，为了选举才临时纠合起来的‘安福俱乐部’，居然能够大败当时风头正劲的研究系，吞掉了新国会绝大多数议席，因此，人称这届国会为安福国会。精明的日本人，对于这样大的用款破绽，应该不会没有觉察，但却一声不响，心甘情愿，做了一回冤大头。安福俱乐部是徐树铮一手操办起来的一个政治组织，说它是政党，又有点不大像，没有纲领，没有组织结构，就是这么一伙人，出于单纯利益需要，听命于段祺瑞和徐树铮……这样的俱乐部，确实是个梁宅（杜甫诗‘醉舞梁园夜’，以及俗语‘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的那个意义上的梁宅），可以吹牛聊天，打牌叫妓喝花酒……在徐树铮看来，只要给钱（每月定期的津贴300元钱）给好处，白玩白嫖，政客就会听他的话。这一手的确奏效，安福俱乐部当时收罗了相当多的来自原进步党和国民党的知名人士，许多人就是第一届国会的议员。看在钱的面上，基本上都能听招呼，徐树铮就是凭借这么一个酒肉集团，控制了一个国会。”（张鸣：《北洋裂变》）可见，如果张鸣所举的史实基本正确，那么段祺瑞所需要的国会并不是什么清廉的国会，而是一个听话的国会，而这个听话的国会，甚至是一个更贪腐的国会。     至于袁教授认为国会议员反对参战皆因为他们贪腐，则更让人摸不着头脑。对于参战问题上两种意见的来由，张鸣在此书中也说得很清楚：“……在参战问题上，中国国内一向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押宝似的选择一方参战，然后搭便车提高中国国家的地位。段祺瑞和一些亲英美派的政客，就是这种意见，另一种是两边都不得罪，保持中立。由于英法在中国势力比较大，因此可以选择稍微偏向英法协约一方，比如跟德国断交，但不参战，留有余地，万一德奥同盟胜利，也可以免于尴尬……”至于段祺瑞为什么力主参战，还有更深的国际背景：“……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近4年，交战双方德奥同盟和英法协约两大集团，像两个缠斗已久的巨人，已经精疲力竭。似乎这个时候，外面只要来一个人，手指一捅，一方就会倒下。当时的世界，有这个力量的国家，只有日本和美国，日本不乐劳师远征，更喜欢呆在家里卖军火。最后解决问题，眼见得只有靠美国。跟英国血浓于水的美国，如果参战，选择帮谁，不问可知。但是，已经加入协约国的日本，和即将加入协约国的美国，却都特别想把中国拉进来，让中国给他们出兵，出劳力。但是两家又各有怀抱，都想让中国走自己的路线参战。显然，它们着眼的，不止是参战本身，还有战后在远东的势力份额。显然，日本人下的功夫比美国人大得多。自日本大隈内阁倒台、寺内内阁上台以来，作为寺内的私人代表西原的说项，段祺瑞政府对日本好感大增，西原的第三次来华，主要目的就是游说中国走日本路线参战。终于，在日本的利诱下，1917年初，中国接受日本参战援助，走日本路线参加欧战。切实行动，把身子靠在了日本人身上。当然，这也埋下了日后美日在五四运动前后暗中较劲的伏笔……”我以为张鸣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否则段祺瑞训练的参战军又如何清一色的日本编制、日本教官、日本装备，连“拖炮用的马，都是从日本进口”？而参战问题上如此复杂的国际背景，又如何能用“一群贪腐议员连参战案都要一再阻拦”这样的理由进行解释？

    第二，袁伟时教授说毁灭三权分立体制、侵犯言论自由、侵犯财产权、扑灭公民社会都是从1923年的广州开始的。如公安局对所谓陈炯明乱党未经审判就枪决了等等。像这一类未经审判就枪决政敌的事件，在北洋时期可谓数不胜数，但是否是从1923年孙中山的广州大元帅府开始的？试问，十一年前领导武昌起义的元勋张振武被黎元洪袁世凯秘密捕杀，是否经过法院公开审判？这件惊天动地的大案是不是破坏民国法制的开始？还有，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屠杀国民党员，驱逐国会里的国民党议员，解散国会，是不是破坏三权分立体制的开始？其实，上文说过，由于辛亥革命的先天不足，共和政体的框架虽然犹存，但共和政体的法统从来没有被认真地、真正地实施过，一切权力之争只要在宪法框架中无法解决，便立即诉诸武力。这样的传统在辛亥革命之初就保留了下来，比如江西独立时的李烈钧，“就凭着三挺机枪，做了都督，也用机枪，整顿秩序。上任不久，公开抓了一些为非作歹的洪江会头子，公审之后，用机枪执行枪决，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人犯打成了筛子，让江西老表们领教了机枪的厉害。然后把两挺机枪架在都督府门口，……那些想要争位的人，即使不怕李烈钧，也怕机枪，一时间销声匿迹……”（张鸣《摇晃的中国》）即便在袁教授眼中拯救共和的英雄段祺瑞，独断专行起来也毫不手软，请看：“冯国璋按理说应该是个有实力的军阀，……但进了北京代替黎元洪做了总统，尽管也带了一师人马自卫，但在北京这个段祺瑞的势力范围里，大体上却像进了笼子里的鸟，不劳段祺瑞出马，一个小徐就把他控制得死死的……冯国璋自己，虽然事事都被老把弟段祺瑞牵着鼻子走，但绝无决裂的胆量……实在被逼急了，冯国璋也乘车南逃过一次，但是到了安徽，就被接到命令的安微督军倪嗣冲截了下来……因此，段祺瑞这个督办，实际上是北京政府的太上皇，他有权给内阁各部下指令，而各部大小事务，包括总理，在禀报总统的同时，也得禀报督办，各地上报公文，第一位写总统，第二位就是督办。”（张鸣：《北洋裂变》）一个小小的边防督办竟能在总统和内阁头上指手画脚，不知在袁教授眼中这算不算“毁灭三权分立体制”的恶行？另外，请问，辛亥革命以后，何时建立过“公民社会”？如果公民社会的主要标志是普选政府，那么北洋及国民党政府哪一届是真正由全体公民选举出来的？而我以为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得到保障的另一个显著的标志，则是手无寸铁的公民聚集广场和平表达自己的意愿时，不至于饮弹流血身亡。因为一个公民社会的军警是绝对不会对政府的选民开枪的，而这样的流血事件在辛亥革命以后的百年历史中，还屡屡发生，不仅1926年北洋政府时期发生过，直到60多年后的天安门广场仍然发生过。在中国大陆，今后会不会再次发生，谁也不敢打包票！

    因此，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要彻底结束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必须走军事统一中国的道路。孙中山正是认清了这一点，才提出民主革命分三步走的政治纲领。而在军政、训政阶段，所谓革命党的专制，恐怕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专制是不可避免的一样。今天我们无论怎样抨击孙中山革命三部曲中的专制独裁思想，但只要这三部曲能把中国带入名副其实的现代宪政民主社会，它在中国现代政治文明进程中的里程碑意义，就不容抹杀。